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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古时代，人类发明文字，替代了结绳记事的传统，又通过狩猎辨别鸟兽的不同足迹，从中获得启发，进而创造了契书。文字既是言语思想的记录符号，也是构建文章大厦的基础材料。
民间传说，当仓颉造字之际，便有鬼神夜哭、天降粟米的符谶。到了黄帝时代，才开始刻录文字，并用以记载政治民事。历代帝王统治国家，必定统一语言文字，为此还要派出专职官员，去四处调研、采集各地区的方言土语，并标注每一个字词的不同读音声调，借以达到规范用字之目的。据《周礼•地官司徒第二》记载，姬周王朝伊始，便设置了“保氏”官员，他们就是专职于教授“六书”文字的读认。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在焚烧古代典籍之后，废止了“保氏”管理教育体系，改由行政高官参与统一文字的管理责任。于是，李斯删减籀书和列国使用字体等，规范了秦代小篆，而程邈（生卒年不详字元岑秦始皇时御史传说将篆书改为隶书者）创建的隶书，则逐步淘汰了篆书。
汉朝立国之初，在萧何起草的众多律令条款中，针对各类官吏的文字水平，规定了程度不同的严格要求。像“太史”官职，在录取学生时，除了考察背诵书本的能力，还要考试掌握文字“六体”（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隶书、缪篆、虫书）的水平；再者，当时的官吏或民众，在呈报朝廷的文书里面，如果出现了错字，还要被弹劾或法办。所以汉武帝时，郎中令石建就因为自己奏章中“马”字少了一画，曾担心被追究杀头。这个故事，尽管只是嘲笑石建的谨小慎微、胆小怕事，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，对于错字的重视程度吧。正因为汉朝之初，便有了高度重视文字水平的法令，因此司马相如的《凡将篇》，就因为里面没有一个字的重复，所以成为了当时的识字课本和考试教材。在西汉的宣帝和成帝两朝，不但极力推崇儒家教育思想，而且还专门征召能够精通文字训诂的人才。正因为如此，像汉宣帝时的张敞（公元前?-前48年字子高西汉茂陵人宣帝时京兆尹），尤其擅长文字的正音释义；而汉平帝时，扬雄则根据各方采集的奇异偏僻文字，特意编辑了一本有2040个字的《训纂篇》（此书已佚）。处于这一时期的作家，都是通过研习《尔雅》《仓颉》，精通了古代文字的音义。所以在当时，凡是能够杜撰鸿篇巨制的学者，必定能够通晓古文字义。另外，西汉时期的文人墨客，热衷于描写京都和园林的乐府体裁，为了达到既能够渲染环境色彩，还能够又不重复字韵的目的，他们所采用的字形音义，不仅字形偏僻古怪，而且令人眼花缭乱，特别是后人诵读之际，禁不住望而却步。探究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如此风貌，并非都是当时作家个人故意求难搞怪的成因，这其中除了当时文化制度和艺术氛围之外，确实和当时作家们古文水平普遍高超密切相关，因为他们那会儿阅读彼此文章，应该不会觉得特别困难。然而，进入东汉以来，像之前专注和考究文字音义的学风，日渐衰微。自此以后，凡是针对古奥深邃字词的解说释意，经常属于正误参半，甚至不乏混淆视听啊。
曹魏时期，凡文章中使用的文字，虽然逐步通俗规范，但是这一时期再阅读汉代作品，都已经感觉艰涩难解了。所以，曹植曾说“扬、马之作，趣幽旨深，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，非博学不能综其理。”其大意是讲，像杨雄、司马相如的作品，情趣隐幽，意旨深邃，若读者不是经过专业老师传授，或者不是自身学识渊博，往往很难理解全面。由此可见，处于当时情况下，人们阅读能力的高低水平，已经不单纯是天资禀赋的掣肘问题，而是与文字本身能否被准确识别的能力密切相关了。
自晋代以来，在文章用字上，开始追求简单易懂的时尚。既然文风都尊崇简洁明白，所以谁还再去追捧字词的艰涩难懂呢？日此社会风气之下，竟然在文章之中，一旦出现了一个属于偏僻怪异的字体，即刻整篇文章也会被视为另类，不但引起大惊小怪的唏嘘，而且还会横加谴责或屡遭质疑。更有甚者，一旦出现了三个人都不认识的字，即刻会被视为“字妖”了。事实上，处于这一时期的某些通行的文字，即便其本身在字形音义上确实就是艰涩难辨，但却仍然被视为通俗易懂；然而，当时只要属于不经常使用的文字，即便简单易懂，却也被视为偏僻怪异。由此可见，追溯文章用字的时代变迁，其中所谓“难易取舍”的发展趋势和依据根由，关键就在于某一阶段的文化风气，若更加确切地讲，其实还在于人们在文化上究竟追求醇厚求真，还是崇尚浅薄务虚罢了。
什么是《尔雅》呢？传说经由孔子门徒编纂，是用来学习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的辅助读物。
什么是《仓颉》呢？相传经由李斯剪辑，是一部保留着鸟文籀书中奇异字体的资料文书。
《尔雅》是针对文字源流的揭示，并且有字形音义的注解。而《仓颉》，虽然像收集奇异文字的园圃，但通过不同字体之间的对比，可以更加明确印证字形来由和意义。《尔雅》和《仓颉》两者一起，仿佛肢体的左膀右臂一样，能顾彼此互补帮衬。而在文章写作中，如果通过字形音义的稽查探究，还可以产生新的音韵内涵，从而谱写出来崭新华章。单言文字在训诂解说方面，伴随时代文化变迁，古今字形音义在用进废退之中，同样日新月异，并且具体于不同文章之间，更是变化多端。天地之间，所谓文化进步和文明发展，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历史，就是人类内在的情感志气和外在的技艺才能，通过不同的语言文字和言语音调，不仅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来，而且还能够落实在文章里面，借以流传和继承罢了。
亘古至今，凡能够被吟咏颂唱的优美感人，必在于音节声律的和谐一致；而文章篇籍的美妙动人，必在于字形语义的饱满深邃。所以书写文章，必须要高度重视文字的选择使用，通常情况下都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：“一避诡异，二省联边，三权重出，四调单复。”
所谓“避诡异”，就是禁忌使用怪诞诡异的字词。例如西晋曹摅有过这样的诗句：“岂不愿斯游，褊心恶讻呶。”其中“讻呶”两个字颇显突兀，甚至一下子损害了整篇诗的美感。类似这种情况，一旦出现并且超过两个字以上，那么整篇文章便不堪入目了。
所谓“省联边”，就是避免相同偏旁的字体排列使用。例如描绘山川风貌，难免都会用到带有“山”“水”偏旁的字词，如果确实无法避免时，最多连用三个，若超过三个以上，必定显得邋遢，如同编排字典一样。
所谓“权重出”，就是权衡相同的字是否有必要重复出现。像完全相同字的重复使用，在《诗经》《离骚》中，已经司空见惯，只是近代这已经转变成了一种忌讳。其实，如果属于有必要的重复，即便犯忌，仍然可以大胆使用。近代诗文大家，动辄下笔万言，却经常窘困于某一个字的选择，并非他们字词匮乏，而是因为完全避免重复，实在太难了吧。
所谓“调单复”，就是根据笔画多少来调整字词的排列。一般情况下，若将笔画少的总是排列在一起，必定显得单薄，像弱不禁风；若将笔画多的总是簇拥一堆，则会明显臃肿，似肤肿虚胖。所以说，真正善于斟词酌句的作者，必定还会在意字形疏密的结合，努力追求一种如同串珠般的视觉完美。
如上四条注意事项，虽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会遇到，也不是都必须谨小慎微。但是，作为文章修辞的通则，还是需要了解而有备无害。
自古至今，文集浩瀚，书海辽阔，尤其经书典籍，其中字形音义，往往佶屈聱牙。再者，像古代作为文化载体的简牍帛书，他们或被虫蚀剥落，或被散乱缺失，更加之再三传抄，由此导致的错认误读，实属难免。例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，曾把《诗经•周颂•清庙之什•维天之命》中“於穆不已”念成“於穆不祀”，显然属于字形导致的读音错误。《吕氏春秋•察传》中记载，史书有“晋师己亥涉河”，有人读作“晋师三豕渡河”，这里明显属于字形导致的字义错误。《尚书大传》中有“别风淮雨”，而《帝王世纪》则是“列风淫雨”，像“别与列”“淮与淫”他们两两字形类似，所以前后的差别，明显就是阅读中的识别错觉。然而，“淫”与“列”在字义上，尚有相通之处，而“淮”与“别”混淆一起，必定属于创新的近乎离奇了吧。但是，在随后东汉时傅毅的《北海王诔》中，不但有过“淮雨”二字，而且南齐王融的《三月三日曲水诗序》里，竟然出现了“别风”字词。由此可见，文人雅士特别爱好临摹用典，尤其热衷奇特风尚，这种习气不仅由来已久，而且习以为常了。事实上，针对经书典籍中存在的缺失或质疑性文字，以往圣哲贤达都一贯特别谨慎对待。例如《论语•卫灵公》中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”（大意是：我庆幸还能看到残缺的史料。）和《论语•为政》的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。”（大意是：多聆听而心存疑问并谨慎言语，就会少犯错误。）这应是对待“史阙文”的正确态度和恰当举措啊。毋庸置疑，只有忠实于字形音义的本真眉目，只有摒弃盲目用典，只有不为沽名钓誉而任意标新立异，才能够真正做到契合文章“练字”的宗旨，才确切符合言语修辞的实在功用吧。
总而言之：字体秦末篆隶成，《尔雅》《仓颉》存雏形；简牍帛书多歧义，姹紫嫣红本根通。佶屈聱牙非罪过，用进废退是真凶；华章腾跃赖情志，如虎添翼练字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