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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节所评述的“九代之文”，笼统地讲，起自唐尧虞舜，止于两晋、刘宋，中间则有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加之赢秦、刘汉、曹魏。时长跨越两千余年，文籍数量之多，已经不可胜数。论说卓越期间的作家及其作品价值意义，只能有详有略，一带而过吧。
虞舜夏启前后，具有代表性的名人佳作，一是《尚书•皋陶谟》中记载，掌管刑狱的皋陶首先明确提出了，为官从政者，必须具备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。”九种品德；二在《尚书•舜典》中，记载了乐官夔，率先校准乐器，演奏水平达到了“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”的极致程度；三者《尚书•大禹谟》中，东夷首领伯益公开警示帝王，像“惟德动天，无远弗届。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。”不仅关系着国家兴衰，也是个人成败的自然规律；四则是夏朝第三任帝王太康失国后，传说他弟弟唱响了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的《五子之歌》。列举上面流传至今的经书篇籍，他们不仅文辞温润祥和，而且义理典雅中正，堪称惠及千秋万代的文明典范啊。
在姬周替代子商的西周时代。据《尚书•商书》记载，商朝曾有《仲虺之诰》，其中的商汤名臣仲虺，不但坦陈了“能自得师者王，谓人莫已若者亡。好问则裕，自用则小。”等崭新观念，而且为国家革命指点迷津；另外，在《尚书•商书•伊训》中，伊尹作为商朝开国功臣和五朝元老，对当权者提出了“尔惟德罔小，万邦惟庆；尔惟不德罔大，坠厥宗。”等忠告，为专横一夫敲响丧钟；再者，像《诗经》中，类似周宣王的太师尹吉甫创作的《崧高》《烝民》等“穆如清风”的雅颂，如同上述篇章一样，不仅义理隶属正大光明的经典，而且文采堪称教书育人的模范啊。
自姬周迁都洛邑以及整个春秋阶段，王室大权旁落失魄，各等诸侯逐强争胜，王侯将相之间，相互频繁聚首，各级各类誓言盟约，此起彼伏，明暗相间。于是文坛之上，英才豪骏，各显其能，奇葩蜂拥，明星璀璨。若论其间的人物多样，恰似玉石仓库，尽管良莠不齐，却是琳琅满目；若看涌现的作品繁杂，犹如丝绸店铺，虽然质地不同，但是光彩夺目。依据《春秋•左传》记载，在这期间，楚庄王时的令尹孙叔敖（约公元前630年-公元前593年芈姓蔿氏名敖字孙叔河南省淮滨人与薳敖应为一人）善于借鉴古典经验治理新政，因而成就卓著；晋国大夫士会（约公元前660年-约公元前583年因被封于随、范以邑为氏别为范氏谥武）极力推崇遵照仪礼来治国安邦，所以功名显赫；晋文公时上卿赵衰精明文韬武略，得以福禄后嗣；郑国子产擅长辞令，捍卫郑国尊严；郑国正卿游吉（公元前?-前507年春秋郑国前于522年继子产执政）不只是才貌双全，而且能够继往开来；郑国行人公孙挥熟稔外交辞令，赢得名声载入史册。上述《春秋•左传》中的人物事迹，都是在文采辞令方面卓越超凡，并因此功勋当代、名垂青史。
进入战国阶段，处在弱肉强食、适者生存的时代，置身战火连绵之间，“军功、武力、强权”成了社会的主旋律。然而，“文人、雅士、圣贤”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，反而愈发超凡脱俗，以至于层出不穷。于是，诸子百家如同雨后春笋，倚仗各自为是的道义学说，不仅横空出世，更是四处游说。荆楚大地之上，以屈原、宋玉为代表的“楚辞”风范，奇峰突起，独树一帜。列国之中，燕国上将军魏人乐毅的《献书报燕王》，据理争辨，明哲保身；逃入秦国的魏人范雎，在上书《献书昭王》中，含沙射影，直逼要害；游说六国功成名就的苏秦，在他《苏子》（亡轶）诸篇中，言之凿凿，急功近利；楚人李斯在秦国的《上书谏逐客》，坦陈利弊，感人至深……书写这些作品的文物，如果不是深陷战国烈火中间，而是立足崇尚诗文的文明汉代，他们一准就是扬雄、班固之类人物了吧。除此之外，赵国人荀况，在学术思想上不仅是一代宗师，而他的《赋篇》同样是辞藻丰富焕丽，并且义理深刻鲜明，无愧于儒学大家的称号啊。
西汉初年，若论“文韬”中独拔头筹者，当属陆贾；他的《孟春赋》（亡轶），应是汉赋成风的嚆矢；他的《新语》诸篇，即符合儒家经书典范，特别在言词语句上，更是朴实简练，并且直言明辨。贾谊才华颖秀，如同文坛骏马，他的《过秦论》《论积贮疏》《吊屈原赋》《鵩鸟赋》等，震古烁今，绝非徒有虚名。枚乘《七发》和邹阳《上书吴王》，均是笔下生辉，同样气宇轩昂。董仲舒专注儒家论断，司马迁精研史料记传，前者则有《士不遇赋》，后者随见《悲士不遇赋》，两者都归属于《诗经•小雅•四月》中“君子作歌，维以告哀。”的情愫，却是古今文人墨客一以贯之的诉诸衷肠。司马相如读书渊博，在文采意境上，尊崇屈原、宋玉的瑰丽诡异，虽然号称辞赋家的宗师，但深究文本内涵，他的义理淹没在了辞藻魅力中间，所以杨雄《法言•君子》中有“文丽用寡者长卿也”的评价，确实中肯精辟。子渊王褒著述，文句骈俪华采，字词细致精巧，擅长绘声绘色，表现冷静自若。在艺术创作中间，论说最善于投机钻营而处心积虑的文学大家，首屈一指当属子云杨雄，其文句寓意高妙幽深，字词遴选绮丽诡异，时常殚精竭虑，习惯文质谨严。
东汉时的桓谭，精通多种文体，作品丰富多彩；朝廷大司空宋弘向光武帝举荐人才时，称桓谭堪比司马相如，但看他的《仙赋》等诗词，言语浅显缺乏文采，可见其长项在于讽谏奏本，而不擅长华丽辞藻。冯衍儒雅奇才，虽偏好“说辞”文体，但置身东汉盛世，却郁郁不得志，但他的《显志赋》，如同病蚌成珠一样，反而愈加光彩夺目。
纵观两汉期间，论父子相继才华盖世者，莫过于班彪、班固和刘向、刘歆。人们过去认为他们父子，班固的文史才华优于班彪，刘歆的博学见识精于刘向，但在今天看来，班彪著述的《王命论》是何等睿智而明辩，而刘向编纂的《新序》亦堪称完备而精练，所以人们皆称昆山盛产美玉，却忽略了昆山之所以会产出美玉的更高品质。东汉时期，傅毅和崔骃并驾齐驱文坛之上，崔骃的儿子崔瑗和孙子崔寔相继名垂青史，堪称文风、家风代代相传了。另外，这一时期还有杜笃和贾逵蜚声文坛，若评说他俩的文学才能，在名列崔骃、傅毅一类作家中，应居末流。再有李尤（约55-约135年或约44-约126年字伯仁广汉雒人东汉文学家）偏爱铭赋，意图高瞻鸿儒，但才力不及，犹如折翅大鸟，必定振羽难飞。但是，像马融一代宗师，思想精致，眼界高瞻，著述立说颇具经书典范，篇章文质相得益彰。还有王逸见识广博，集注《楚辞章句》惠顾后学，但个人作品文采欠佳；王逸儿子王延寿继承父志，年少才俊，魅力非凡，他的《鲁灵光殿赋》描绘景物形貌，细致精微，辞藻瑰丽，颇具枚乘遗风。
整个东汉时期，博学奇才，层出不穷。前有张衡多才多艺，后有蔡邕雅正精研，他俩文史兼通，才华隔代相望，正所谓“竹柏异心而同贞，金玉殊质而皆宝。”啊！如果说刘向的奏议贵在旨趣鲜明而文辞沉静，那么赵壹（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人大致生活于汉灵帝在位公元168至189年前后）的辞赋好在内容面广而体例舒展，再者孔融着墨挥毫气势逼人，更有祢衡立等可取思维迅捷，他们各具特色，创建了多彩的文艺风格。类似这样的人才，还有潘勖，因精通经书而闻名于世，他的《策魏公九锡文》成为卓尔不群的时代力作；再者，王朗虽然因专注儒家经典而扬名达志，但也擅长序论铭文。据上例举，亦不难看出，在西汉司马相如、王褒以前，文学创作之中所谓“量才示能”，主要通过运用个性语言，来抒发情怀志向，而不是抄录经典语录，借以展示自我德才学识；然而，自扬雄、刘向之后，文人墨客愈来愈倾向于将个人的志向意图，掩映在引经据典中间，这种显而易见的趋向、区别和差距，在认识上不仅需要特别明确，更需要深刻地辨别、分析和谨记。
汉魏晋交替时期，文帝曹丕才华恒逸清秀，以往对他的评价有些过分贬低，说他比曹植相差甚远。其实，曹植思维敏捷、才气俊俏，尤其在诗歌上魅力无穷，而且章表更是出类拔萃。但是，曹丕思虑周全、下笔舒缓，不图虚名争先，他的乐府格外清新昂扬，而《典论•论文》更是思辨精要。所以，针对他们兄弟俩的艺术才华，只有分别两人短长，才能明辨二者是非。然而，一般世俗褒贬才能，习惯随声附和，并不都是明察秋毫。因此，曹丕尊为帝王，他的文学才华反而被人看低；曹植处境窘迫，其文学技艺徒然倍增夸赞，这一切都不是理性真实的艺术评价。另外，与他们同时代的王粲，同样才华横溢，写作敏捷缜密，内容广泛多样，文辞很少累赘拖沓，若摘取他诗赋中的优秀语句，足以堪当经书典范。因此，如果评价“建安七子”中谁的文学成就最高，非王粲莫属。再者，像陈琳和阮瑀，因擅长书记檄文而闻名于世，徐幹以辞赋论著被时人称颂，刘桢“气格自高”而文采飞扬，应玚才学双优且诗赋俊秀。其他，例如路粹和杨修精巧于笔札书记，丁仪和邯郸淳流传论述闻名，像这一些作家的才华和作品都有十分独到之处。除上述之外，还有刘劭的《赵都赋》，可以奋起直追前代的名家名作；何晏的《景福殿赋》，足以表率后学。应璩风趣诙谐，用《百一诗》彰显志向；应贞精通义理，以《临丹赋》展示才华。嵇康独出心裁，杜撰高论；阮籍颐指使气，谱写诗歌。他们分别选择使用不同的格调形式，发出了共同的心声和夙愿；他们各自舒展不同的文学翅膀，朝着同一个艺术方向，一起奋飞翱翔。
步入西晋时代，张华的诗赋，神采奕奕，清新流畅，他的《鹪鹩赋》寓意深刻，类似韩非《说难》。左思奇才妙想，深谋远虑，他的《三都赋》惊世骇俗，而《咏史诗》出类拔萃，仅这两篇佳作，已经让他殚精竭虑了。潘岳思维敏捷，文辞畅达，他的聪明才智集中体现在《西征赋》里，而其他如《悼亡诗》等哀悼文本，则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倾诉。陆机博学深思，辞会广泛，文章虽然构思巧妙，但过于审慎而言多复杂。陆云开朗干练，深谙简繁利弊，所以文采鲜明洁净，擅长短小篇章。孙楚思绪纷繁，虽惯常直抒胸臆，但尚能疏通顺畅。挚虞陈述思想，必定遵循天道而温良典雅，他的《文章流别论》不只是中规中矩，确实亦流光溢彩啊。傅玄铭文佳作，内容多是规劝警戒，他的儿子傅咸上疏奏议，颇具刚正不阿的家风文风，他们父子都是栋梁之材，而不是时尚鲜花的衬托陪伴。成公绥作赋较多，逞一时之美。夏侯湛作品临摹经书范本，近乎貌合神离。曹摅善写长诗，清纯秀丽，而张翰喜作小诗，明辨属实，他们二人各居特色，互有短长。张载、张协兄弟俩，在文学才华和作品成就上，确实不相上下，情形如同《论语•子路》所说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的模样。刘琨作品气势雄壮，卢谌著文情深理明，而他俩的特色，却都是时局形势的压力造成。
东晋郭璞才俊辞艳，思维飘逸，名列晋朝中兴第一；他的《南郊赋》蔚为大观，而《游仙诗》凌云似仙。庾亮撰写章表，思虑缜密，文辞通畅；温峤笔记书札，遵循事理，清新顺达，他俩堪称文人墨客中的能工巧匠吧。孙盛和干宝，都擅长编纂史料，虽然各取所需，但都遵循《尚书》中《典》《训》体例，所以看似各立门户，其实文采家风相似。袁宏立意高瞻远瞩，却因过度卓越超群，而显得偏颇乖离。孙绰诗文遵循玄理，虽然中规中矩，但却寡淡无味。殷仲文在《南州桓公九井作》中坦荡出来“孤兴”情调，谢混于《游西池》里荡漾“闲情”风韵，他们尽管吹散了盘踞文坛已久的“谈玄”浓云，但在他们的诗文中间，却依然显而易见着残云缥缈。所以，尽管他俩被视为开辟文化新风的先锋闯将，但他们的作品还是不能尽如人意吧。
至于刘宋一朝的文人雅士，他们的诗歌文籍同样繁多而鱼龙混杂，由于时代较近，影响深浅，不言自明，也就没有必要逐一甄别了吧。
纵观东汉的文学才干，和西汉时期相差无几。晋代文坛，基本与建安文学可以媲美。但是，在曹魏时期，文学家热议话题和崇尚目标，则是汉武帝“元封”时代；而刘宋以后，类似的文艺高论，反而多是汉末“建安”话题了。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？事实上，并不是因为这两个时代，都特别崇尚文学和招贤纳士，而是“时势造就人才”的道理，古代和今天都是一样的啊。
总而言之：人才难得太玄乎，性格不同异禀能；但逢一朝崇文艺，遍地丹青遗后生。汗牛充栋莫徘徊，有涯无涯贵自在；任凭春花迷望眼，秋收何愁没果摘。
